胡同生活

  佟琦,生于北京,毕业于兰州大学。热爱写作。已发表《彼时春光》《游戏厅》《女朋友媛媛》《长河》等短篇小说,另著有长篇小说《就这么多》、电视剧本《出轨后遗症》等。

  据我所知,我家祖上在清朝末年就住在这条胡同里,一开始是当兵的,后来清朝垮台,便务了农。民国初年的时候,家称小康,附近有几十亩地,足以供我爸的奶奶坐在炕上,抽着烟袋,一天到晚什么也不干。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土地交了公,于是一家老小也不得不下地干活。据说,每天都累得要死,回到家后连吵架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家对门住着杜玉忠一家,他家的隔壁是杜玉忠的叔伯兄弟杜玉才。两家自我记事起就打得不可开交,虽然街门紧挨着街门,但彼此从不说话。

  我那时小,不过也是很懂事的,见到杜玉忠推着他那辆擦得锃亮的“二八”自行车从街门里挤出来——杜玉忠身材高大,加之手里那辆大车,所以我不得不用这一“挤”字——我就会叫上一声:“大爷!”他低沉地应一声,再没别的话,接着就缓慢地骑上车走了。可能是身材高大的缘故,他行动迟缓,让人想到蜥蜴、变色龙之类的动物。

  如果逢杜玉才出来,我也会送上一声:“大爷!”杜玉才嗓门大,除了答应外,他还会朗声反叫一声我的名字:“佟佟!”然后“嘎嘎”地说两句,或笑几声。我认为他是一个爽朗的人。据说在我很小的时候,他曾逗过我,被我无情地骂了一句:“你!”之后还追着他骂,他一溜跟头地跑回家去了,自此好几年不敢理我。

  在这两家的西边,也就是我家的斜对门,住着我的发小戴澜一家。戴澜家是我们那儿有名的大地主,像我们这种只有几十亩地的家庭,怎能和人家相比。

  相对于胡同其它的位置来说,这里是开阔的。几十年之后,此处可以停上两三辆汽车而毫不影响交通。我家、杜玉忠、杜玉才家共同面对着这片空地。空地的西边,沿着胡同延伸依次是戴澜家、马奶奶家、杨老太太家、周三儿家等,往东,则是尹二奶奶家、尹大奶奶家、谭雯家……

  每当雨天或黄昏的时候,站在这片空地的中间往西望去,整条胡同会空无一人。在更远的西边,就是北京的西山。

  七十年代初期,形势已非常不好。听我爸说,他能吃到的唯一食物就是窝头。而且每天劳动回来还得自己蒸,能吃一锅。

  那时“文革”正在进行中,戴澜他们家已经被打倒,在劳动人民的监督下整日劳动不已。我家也好不到哪儿去。不过好在家人都老实,总是默默地承受着自己要去承受的。而至于其它事,他们也永远是忍气吞声的。

  在下雨的时候——那时的夏天总在下雨——胡同里会变得泥泞。要知道,当时哪有什么柏油路面,连下水道都没有,一到下雨天整条胡同的脏水就会沿着胡同中间的一条小泥沟往外流。

  那天我爷爷也是好心,看到门前的泥沟有点不畅,就冒雨用铁锹挖了挖。无意中把一些泥堆到了泥沟的另一侧——也就是杜玉忠家的一侧。

  雨过天晴之后,杜玉忠出门看到了,于是站在胡同里一通骂。我爷爷在院子里听见了,没敢言声,躲到屋里去了。

  当时,杜玉忠家是一套三合院,他家的正房后墙紧邻胡同,上面还开了两个窗户,正对着我家。

  按规矩来讲,没这么盖房的,因为那两扇窗户就像两只眼睛,整天盯着我们。这使得我爷爷每天一出门看到那双“眼睛”心里就不爽。

  同乡有个算命的,姓宁。这人我小时候见过,是个结巴,他会一边跟我们说话一边往我们家的椅子上抹鼻妞儿。我记得一天他告辞离开之后,我还特意把那把椅子翻过来看了看。妈的,果然,全是鼻妞儿。

  宁过去说了。他的理论是,你们老杜家这么开窗怎能干得过老佟家呢?你想想,你们是窗户,对着人家的街门——那其实不是街门,是一张大嘴啊!一口就把你们吃了!趁早堵上吧!

  当时杜玉忠的爸爸“大鬼头”还活着,此人是个鸡贼。听了宁的话他有什么反应我不得而知,只是听说,“大鬼头”在临死前曾嘱咐他的儿子杜玉忠,将那两扇窗户堵上。

  但结果是,杜玉忠励精图治,几年之后不但没有堵上窗户,反而给扩大了。新的玻璃安上以后,那两扇窗户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

  我补一句,关于杜玉忠的爸爸“大鬼头”,他之所以有此外号,当然要拜其鸡贼所赐。

  据说,当年他去别人家串门,临走时必然得带上点儿什么(加之他脑袋大——后来杜玉忠的脑袋完全跟他一个型号),故名,“大鬼头”。

  “咦?你们家这个耳挖勺不错啊,给我吧!”他从桌上拿起一个挖耳朵勺,揣兜里走了。

  ——就是这么个家伙,谁想临死时良心发现,竟然想把窗户堵上,实在是让人有些看不懂。

  话说回来,我相信,像杜玉忠这类人,他们的心理素质极好。你想想,和隔壁门不说话,用两扇大窗户照对门,明知对方不愿意还能每天没事人儿似的出来进去,碰上他的叔伯兄弟——杜玉才——连眼皮都不夹一下,内心波澜不起,实在是佩服!

  杜玉才见了他这个堂兄,那大嗓门也哑了火,再也不能像见到我那样朗声地嘎嘎说笑了。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分院之后,杜玉才所在的后院依然有一小块地儿是属于前院杜玉忠的。杜玉忠还给砌了个半人高的围墙围了起来,用来放一些扫帚、铁锹之类的杂物。自己想用了,毫不客气地去敲门,杜玉才还不得不开——那是人家的地儿嘛!

  当初分院的时候就为了这小块地儿,有人提议干脆让出来。作为补偿,前院的杜玉忠可以将房子往后多盖一两米。结果杜玉忠不同意。也不知他怎么想的。找别扭、给人添堵是他的一大乐趣,我也只能这么理解。

  那时杜玉忠的女儿结婚,我爸建议,他可以借此机会去请杜玉才,这样两家的矛盾就能和解。杜玉忠认为很好,连连称赞我爸道,兄弟,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我都听你的!

  可结果,十几二十年之后,我们那片儿要拆迁,当时杜玉忠正生病住院,杜玉才竟然买了东西,吧吧地过去看人家。

  此时的杜玉忠,躺在病床上,接受了他堂弟的问候,并虚弱地说,等自己出院之后再商量吧。

  杜玉才抱着很大的希望离开了。结果没想到,杜玉忠出院没多久,就在他家的屋里凿出一条通道,直抵后院,把自己家和那小块地儿紧密地连接起来,并还在上面加盖了小房,从此使这块飞地成为自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此时的杜玉才,不光希望落空,还丢了人、现了眼,两家也再次成为了不共戴天的仇人。

  需要说明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家已穷得叮当乱响。冬天的时候,所有的男人都光着身子穿棉袄,连条内裤都没有。一冬天下来,那一身棉袄棉裤被蹭得黑亮黑亮的,就像油毡,而且骚臭难闻。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这身衣服还得脱下来压被子。半夜不到火炕就灭了,屋子四处漏风,早上,如果不生个炉子端到老爷子屋里来,老人根本起不来。

  那时我爸已经十六岁。他用挣到的第一份工资给老人买了点茶叶。老人接过来,据我爸讲,激动得手直哆嗦。

  我爸的爷爷有两个女儿,此时已经出嫁。几个星期回来一次,给老人买点儿吃的。

  看老爷子就跟没吃过一样吃着那些东西,就认定家里人对老人不好,于是就吵。每次回来都吵,吵完一拍屁股走了,下次接着吵。

  所以按我爸的叙述是,他的这两个姑姑每次回来一小时,前半小时四处挑刺儿,后半小时吵架,然后气咻咻地离开。

  那一天是我爸自己一个人从火葬场取回的骨灰,然后埋在了我家附近颐和园大墙外的土坡下。

  事情的后续是,之后的某一年,颐和园的围墙向外扩建,于是埋老人那地儿就被扩进了园子里。

  那一年,已经工作的我陪我爸去颐和园散步。在路上走着的时候他突然停了下来,指着围墙下一处角落小声地告诉我,你太爷爷——我的爷爷——就埋在这里。

  当时是早上,阳光播撒下来,照耀着那一小块嫩绿的草皮。草皮被修剪得很好,绿绒绒的。

  大体上,我对我太爷爷的了解就这么多。似乎少得可怜。他没说过什么话,老实巴交了一辈子,秉承着我家的这一“光荣”传统。在他最后瘫倒在床上的那几年,吃不上喝不上,听着儿女在外面吵架,也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女儿气呼呼地走了,而那些白眼、夹枪带棒的闲话也免不了还要朝他来,对这些他也只是一声不吭地忍着。最后,他黯然离去。一切就仿佛他从未来过。

  据我爸讲,那几年我家很不顺,家里有病人,还三天两头地吵架,于是他认定,罪魁祸首就是对门杜家开的那两扇窗户。

  箭已在弦上,正对着杜家。我爸后来还告诉我,你看紫禁城前面的金水河,弯弯的,就是一把弓的样子。

  他还在一个夜晚偷偷地潜入颐和园——当时颐和园旁边有个冰窖,有许多搭棚子用的大竹竿,胳膊粗细,我爸拿了一根,寻了处底缝较宽的大门传到里面,然后顺着围墙爬了上去。

  时间是凌晨三点左右,昆明湖水泛着黑色的波涛,显得广大无边;远处的万寿山、佛香阁更是一团黑影;耳中只有呼呼的风声和发出低沉怒吼的湖水的声音……我爸壮着胆子,扛着竹竿,走向不远处的廓如亭——俗称八方亭。

  他将竿子搭在亭子的檐上,然后手脚并用地往上爬。那年他正年轻,身体真他妈好。很快,就够到了亭子檐。他扒着瓦,调整了身体的姿势,让自己坐到了竿子上。接着就开始晃悠起脊上的那些神兽来。八方亭的每条脊上都有一排神兽,一如中国所有的传统建筑,每排神兽的最前面还坐着仙人。我爸最终晃悠下一个,用衣服兜着系在了腰上,又顺着竿子爬了下来,将竿子原路传到外面(最后又放回了冰窖),再翻墙从园子里出来。

  而所有这一切,也就是我爸这么干的目的,就是要把这只神兽放到我们家的门楼上,借以形成威势,震慑住杜家的两只“眼睛”。

  当然了,为了不引起争吵,我爸把那只神兽放到了门楼上一处隐蔽的所在,以行“悄悄的震慑”、“潜在的威势”。

  八方亭我童年和成年后都常去,它是中国体量最大的亭子,那庞大的身躯足以让人站在它身下仰望。我后来还特意注意了一下,从地面到亭子的檐得有十几米高,真不知少年的我爸是怎么用一根竹竿爬上去的。连我爸后来都有点不敢相信,站在亭子下抬头仰视时,不禁为自己当年的壮举赞叹不已。

  我上中学时,脊上的那只神兽还缺着,不仔细看看不出来。近十年前,有一天我爸才在电话里有些兴奋地告诉我:

  它在颐和园里蹲守了二百多年,俯视着昆明湖水,仰望着苍穹,沐浴风雨,又脱离队伍在我家孤零零地守护了几十年……谢谢它。

  那时我爸已在当地当了个小官,因此我家的生活还算高出平均水平。按我爷爷的话讲,从一出生,我就一点儿苦没吃过。

  不像我爸,曾经发誓以后再也不吃这玩意儿,还告诉自己,要让家人过上好日子,让他的父亲——我爷爷——再也不受气。

  我爷爷就像我爸的爷爷一样,一辈子老实。“文革”中,脏活儿累活儿都是他的,挣的钱还最少。没人用正眼瞧他,也没人把他当回事。而这一切,他也只能自己忍。生气?那你活该。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爸成功了。我们家似乎又回到了当初拥有几十亩地时的日子。

  同样,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家门前的那片空地上孩子们有如雨后春笋,一下子多了起来。

  我们所在的胡同,也早已不是原先的黄土地。现在,它铺上了方砖,再也不会一下雨就泥泞不堪了。

  杜玉忠的几个孩子比我大不少,他唯一的儿子杜赓(小名赓子)看上去就跟我叔叔一样;我从不跟他玩。

  我的小伙伴有,斜对门的戴澜、空地西边杨老太太的孙子、周三儿的儿子等,偶尔,我也会招惹一下空地东边的谭雯等若干女孩儿。

  总之,我几乎很少寂寞。如果闷得慌,出门溜达溜达准能找到一件什么有意思的事。对我来说,这块儿空地,这条胡同,它有着很多乐趣。

  可我,又对这条胡同的历史了解多少呢?那么多人和事,争吵与恩怨……早已在我出生之前上演完了。

  我记得我七岁那年曾对着正蹲在空地上拉屎的她掏出我那已怒发冲冠的弟,并还像弹吉他似的弹了两下,当场把她吓得哇哇大哭。

  后来再见到谭雯,自己有什么心理活动早忘了。似乎也没啥,称得上淡然处之——我想这就是儿童最强大的地方:撂爪就忘。

  记得有一次,我在胡同里走过,路过她家,她当时正要进门,回过头看了我一眼,头发在脸颊边一甩,大眼睛里还有一丝好奇。

  也不知谭雯她们在玩什么游戏,反正她一直在向后退。退啊退啊,眼睛只顾着瞧前面,脸上还带着兴奋,结果一下就坐到了锅里。

  我们是同一所小学的,以前偶尔还会在校园里碰到。现在,即使在家门口,我也再见不到她了。

  我是在全校大会上听到谭雯被烫的消息的。当时学校的意思是呼吁大家捐款。因为伤得实在太严重,谭雯家根本无力承担手术费。

  我记得那天回到家,自己的心情也有些沉重。我们家人早就听说了这件事,在我的询问下,他们就又跟我详细地说了一遍。于是我的脑子里就开始不断重演着那一天她一步步退进开水里的情景……

  我那年还小,完全不知道自己那低落的情绪里包含着痛苦、惋惜、同情、疼痛……等等这个复杂的综合。现在的我可以表达了。但是,又能怎样呢……

  后来,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一次见到的谭雯。可能已经是几年以后了,于是突然意识到原来她还在。

  再见到谭雯时她长高了,发型换成了有些参差不齐的短发,再不是那个留着包包头的蹦蹦跳跳的小女孩儿。

  她的身体奇怪地扭曲着,一只手向后挠着,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完全成了个瘸子。

  她也不看任何人。她只是一只手挠向后面,身子一高一低,跛着脚走向门口的三轮篷车,脸上连表情都没有。

  听说谭雯的成绩还不错,小学毕业后考入了一所重点中学。于是她爸爸就会用那辆三轮篷车将他送到一个新的地方——那里的街道车更多、人更多,学校里的同学也更多、更热闹,也更复杂。

  我不知道谭雯最后有没有上大学。我只知道,她不可能结婚,因为她的很多器官都已经被烫坏了;正如烫伤不单单是皮肤的问题,它还牵扯到肌肉、骨骼、生长。

  没办法,这很残酷是不是,但这就是现实。之后很快我就看到了那个小婴儿被抱着出来晒太阳了。

  只是我想,她会不会觉得,自己辛苦了父母那么多年,如今终于可以挣钱了,终于对他们有所回报,当她把工资交给她爸爸的时候,她该有多欣慰、多百感交集。

  原来,在居委会工作没几年,谭雯就得了癌症。没用多久,她便告别了这个使她承受无尽痛苦的世界。

  算一算,谭雯死的时候还不到三十岁。她七八岁就被烫了,从此医院、手术、残疾,忍受着非人的折磨。可她的身体还在一天天地生长,在已然被扭曲的包裹下一天天地生长。于是,这生长、疼痛、扭曲——随着生长越来越严重的扭曲——就一直陪伴着她。

  我们也都相信,那烫伤产生的毒素一直留在了她的身体里,并最终导致了她的癌症。

  当她从医院回来,第一次一瘸一拐地走出家门,当她意识到生活就是这样,并将永远这样的时候,我想,她所看到的世界和我们不一样。

  杜玉忠的儿子赓子至少比我大十岁。我后来上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他已经结婚生孩子了。

  我偶尔会见他从街门里走出来溜达,晃着细杆一样的上半身,有时还会咧开嘴笑。

  到后来,我几乎再也见不到他,听说他在别处另有一套房子,我们这边只是偶尔回来。

  据说,他先是在工厂里混了多年,后来因为弄“六合彩”,从中提成,赚了不少钱,因此一夜暴富。有钱之后就更不安分了,又开始赌球,每场几万几万地玩,最后又输个精光,老实了。

  赓子春风得意的时候我还碰到过他。西服革履,大背头梳得油亮。确实,比他穿一身破衣服时精神多了,咧嘴笑时也更加自信。

  那段时间,他出入我家的次数开始频繁,我也偶尔会听到他和我爸谈论的一些关于桃园的事情。

  那片桃园紧挨着颐和园的南墙。里面不光有茂密的桃树,还是我们当地人的坟地。凡死了人,接三、火化之后,都会埋到这里。立块碑,后面起个坟堆。因此,多年以来,这里已墓碑林立,桃树之间动不动就会鼓出个坟,让人有种莫名的恐惧。而这些坟墓的主人,已经不知道是多少辈子以前的人物了。

  因此,有一天我就听赓子对我爸说:“有时中午一个人走在里面的时候,都瘆得慌……”

  我插一句,多年以后,那片桃园消失了。里面的坟陆陆续续地被迁走。原地盖起了一座高级会馆,集吃住一体,两层的中式建筑还能隔墙望进颐和园。

  赓子承包了桃园一年,一个桃也没卖出去,最后我爸说,租金就免了,你就交上来两筐桃吧。

  这么做我爸也是看在街里街坊多年的情分,何况,赓子他爸杜玉忠虽然不地道,赓子倒是历来很客气,见到我爸时都会按照旗人的称谓叫一声:“爹!”

  你想想,种桃,不得隔三差五地浇水、施肥、打药么?那是一勤快人干的活儿。更有甚者,还会在所有的果子上套上塑料袋,防止被农药污染。这些赓子能做吗?他连水都懒得浇,只望着树能自己结果,最终能长出什么好桃。

  赓子再次迎来自己人生辉煌的时刻,已经是两千一零年以后了,那时我乡开始了大规模的拆迁。

  他本来有个还算美满的家庭,有老婆、有一个独生子,然而没想到,没过两年,赓子又在外面勾搭上一个女人,还给弄大了肚子。

  赓子老婆一听说这件事,二话没说,马上离了婚。财产、房产带走了一大半。儿子也跟他闹翻了,怨他又生出个小的跟自己分家产。最后,赓子和那大肚子女人结了婚,婚后生下个女孩。现在的赓子天天带着女儿玩——有儿有女,他也算是全能选手了。

  新媳妇是河南人,某日,赓子听她说河南那边开饭馆挣钱,于是就带上全家一起奔了河南。据说,在当地开了家特别豪华的饭店。

  大体上,这就是赓子,按我爸的概括就是,是个穷命鬼。有钱就折腾,直到折腾光了才踏实。

  这心理硬汉终于没能挺到自家因拆迁而辉煌的日子,也没有见识到自己唯一的儿子——赓子一时的辉煌。

  而人算不如天算,困扰我家好几辈人的杜玉忠家的两只“眼睛”,最终也因拆迁消失于一片瓦砾中,连一点痕迹都没有了。

  这对母子动不动就会被臭骂一顿,我奶奶偶尔还会反击(比如等我爷爷那股劲过去之后质问他一句:“你刚才骂谁呢!”这时我爷爷就会陪着笑脸说:“骂我呢!骂我呢!嘻嘻嘻!”),而我爸则只有被骂的份。

  到现在我还记得他被骂完回到屋里肚子就像个皮球一样一鼓一鼓的样子,耳边还能听到他“呼呼”的喘气声。他嘴里还叼着一根火柴棍——显然那天我们家刚刚吃完晚饭,那根火柴是用来剔牙的。

  下班回来早了骂(不积极工作),晚了也骂(你他妈还知道回来啊!),来个同事到家里聊工作,结果我爷爷坐在旁边不走,如果胆敢请爷爷活动活动,还得骂。

  这让我爸烦恼不已(你别看我爷爷人老实,当年杜玉忠因为挖沟在胡同里大骂的时候他都不敢出去,在家里,他可是绝对的主宰,横扫一切)。

  然而,在我的印象中,我爸倒是不遗余力地带爷爷去看病。某个老中医曾一度每周来我家,用针把我爷爷的脑袋扎成个刺猬;那个姓宁的会算命的人也经常出现,在他的号召下,我家加盖了好几间房;另外,各大医院也没少去。可是,爷爷的病却始终不见好。他还是经常头疼,每每这时,我都会看到他脸有些扭曲地在忍受着。

  要知道,我爸虽然在我面前极有威严,在我爷爷跟前连大气都不敢出。他也只会憋着一肚子气回到屋里让自己的肚子像个皮球一样地一鼓一鼓的。

  记得有一次,我早上上学快迟到了,却还坐在院子里悠哉游哉地吃着早饭。不光慢悠悠地吃,还一边吃一边喝水,像个正在绣花的小娘们儿。

  我爸在旁边看着,早急了,这时突然冲过来,拿起我喝水的杯子撇到了一边。“哗啦”一声,杯子碎了。

  有个小口?我没觉得啊!可能真有吧,是我没在意。小小的我那时这么想,然后接着慢条斯理地吃早饭。

  还记得我曾经骂过对门的杜玉才“你”吗?事后他就跟别人说,这全是我爷爷给惯的。

  到现在,我仍然记得的爷爷的几件事有: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拉了一裤,他老人家给我洗屎裤子;他喜欢让我骑到他的脖子上,经常这样驮着我;还有,那时爷爷的工作是每天早晨扫胡同,在一个冬天的清晨,我还没起床,爷爷已经回来了,我奶奶照例给他沏上了一杯花茶,里面加上白糖,我躺在被窝里,闻着那杯茶水散发的甜甜的味道,听着爷爷和奶奶在说话。他们说话的声音给我一种巨大的安全感。

  窗外很冷,被窝里很暖,那杯茶水在不断地冒着白色的水汽。甜甜的、茶水的味道,弥漫了整间屋子。

  这期间他曾短暂地出现过好转,从床上坐了起来,吃了个水果。后被认为是回光发照。紧接着就不行了。

  我看到,爷爷微睁的眼睛里闪动着一点荧荧的亮光。他明显有些激动,侧过头来,想要跟我说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已忘记是当天傍晚还是第二天的傍晚,我正在家里看电视,传来消息说爷爷死了。

  奶奶的哭声有点做给别人看的感觉,或是学习了某些老寡妇的嚎丧,认为这种场合就该如此。她老人家已不会真实地表达自己了么?

  而我,在听到爷爷死讯的时候,一点没悲伤。因为这下可热闹了,我又有的玩了。实际上,那天傍晚我家一堆人,七大姑八大姨(此刻她们正在院子里安慰奶奶),我的众表哥表姐也都在。我们一起坐在地上看电视。

  我看到人来人往的院子里,我爷爷的黑白大相片挂在正中,下面还有一个“奠”字。近前的供桌上摆着鲜花和水果,点着蜡烛。

  棺材盖被打开的时候,许多人都哭了。我很害怕,看到爷爷张着嘴,嘴里面好像还糊满了白蜡一样的东西。于是我也哭了,那是看到爷爷现在的样子,心疼的。

  一个四四方方的墓坑已经准备好。墓坑的四周全是用水泥抹的,旁边放着一块同样的水泥盖板。

  有人打开爷爷的骨灰,让我们又看了一次。那银白色的骨灰很是耀眼,大块大块的。

  骨灰盒摆到了墓坑里,旁边还放了一个临出门前夹入各种菜的玻璃瓶。我记得我爸还在最上面使劲压进一个苹果。此刻,它被盖上了一块红布,一并放入到墓坑内。

  墓坑的盖板盖上了,坟也堆起来了,爷爷的墓碑树立在前面,比我还要高,很厚重,上面清晰地刻着他的名字。

  从那儿以后,那片桃园都是我心中的一片阴影。每次路过它的时候心里都是紧紧的。就好像埋葬爷爷那天阴冷的天气,一直留在了我心里。

  多年以后。一天,我再次来到颐和园。沿着南墙散步的时候,我看到墙根下种着的一排桃树开花了。那桃花开得很好,粉嫩可爱,满树上全是。而南墙外,正是当年的那片桃园。

  虽然,我爷爷早已经从那里迁走,此刻,他老人家安息在北京的西山上。但是,看到这满树的桃花,我依然会想起他。

  就在颐和园的另一个方向,还埋着我的太爷爷。春天了,那地皮上的青草已经发芽了吧。

  还有,在颐和园的东边,那是我当年住过的地方。它现在没有了。那条胡同,那块门前的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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