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的尼泊尔:日常生活与隐忧(下)

  为了解疫情之下尼泊尔人的经历和观察到的问题,我借助微信访谈了4位尼泊尔来华留学生,其中有两位还正在继续学业,因为疫情不能返校读书,家在农村;另外两位则已经毕业多年,目前在尼泊尔工作,一位是医生兼教育机构创始人,一位是汉语教师,都居住在城市(加德满都、帕坦)。

  T同学今年大四,在北京某高校学习汉语,受疫情影响,他只能在家里借助网络学习,其所在的村子距加德满都大概有三个多小时车程。在目前的封闭政策下,尼泊尔村落之间是不允许人际流动的,但是在村子内是可以互相来往的,相较于城市的严格管控,村子里更自由一点。作为一个农业国家(2011年,全国大约2/3的人口从事农业,但农业对GDP的贡献只有大约30%),在农村的基本生活没什么问题,不少在城市地区工作的人也在想办法回到家乡,因为他们在那里没有了工作,没有收入可以维持生活,而农村的家庭基本都屯有一些粮食。作为留学生,T同学告诉我,他觉得村里面的人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很少,关于疫情的信息主要是看电视来的,知道在美国等地很严重,但是觉得离自己很远,大家一般也都不戴口罩,如果有发烧等症状也觉得很正常。他的哥哥在加德满都开了一家旅行社,受疫情影响已经停业了,估计得停业一两年,现在也在老家生活,但是房租还得继续交。他们村子里有很多在加德满都打工的人,这些人想回来的话需要官方的文件,所以目前是不能回来的,村子里的人还担心他们回来会带来病毒,并不希望在加都的人回来。

  K医生2011-2017年在中国学习临床医学,通过了HSK6级考试,目前在尼泊尔一家大型公立医院工作,此外他还在2018年成立了一家教育机构,讲授汉语和提供留学服务(前往中国)。他在首都加德满都生活,认为身边的人对待疫情是比较严肃的,大家很听政府的话,非必要情况是不会出门的;基本生活物资(煤气、油等)都是从印度运过来的,目前没什么问题。他现在每周去医院3天,每次工作12个小时,疫情之前是每周去6天,每次6个小时,现在医院的病人不多,主要都是急诊或者必须的手术;所在医院的医务人员的防护措施基本能够得到保障,但是物资并不充足,其他的私立医院很可能会缺少医疗防护物资。他自己的教育机构已经关门一个月了。对于当前尼泊尔国内的疫情,他认为目前确诊病例不超过50人,而且已经有10例已经治愈回家了,所以不是很担心,现在已经封闭32天了,病人应该大都已经发现,乐观预计不会超过100人的,估计再过两三周,正常生活可以逐步恢复。对于中国的防疫措施,他也一直在关注,认为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应对疫情做的很成功,中国人很听政府的话,现在还在帮助其他国家。和Z记者一样,他也发现早期中国疫情严重的时候,身边的尼泊尔人会对中国人有轻微的排斥,不愿意和他们接触,但是随着疫情在全世界的出现,这种情况已经没有了。

  R博士曾两次在中国留学,分别取得对外汉语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目前在尼泊尔当汉语老师。他居住在帕坦,表示当前的基本生活没什么问题,出门买东西只能在政府规定的时间去买,主要是早上,目前开门的都是临近居住区的小超市、批发店等,购买的时候要排队并且保持一米左右的距离;物价基本稳定,没看到囤积食物的情况;一般要求人们要买足一星期生活所需的物资,减少出门次数。当前尼泊尔国内有很多自媒体,传播的疫情信息有些是不一致的,使得人们难以辨认真假。他自己看到美国的疫情新闻会比较担心,虽然当前疫情对尼泊尔的影响不大,但依然会担心以后的状况。刚开始的时候,尼泊尔没有相关经验,新冠疫情的检测工作开展的很慢,最近政府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已经在保证隔离的基础上,开展了一批检测工作。他认为,大家不觉得政府能够照顾好自己,国内的医疗设备也不多,医生对新冠疫情也不是很清楚,所以自己要关心自己的事情,因为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所以人们不会出门乱跑的。他还提到,政府去中国购买相关设备,其中存在腐败问题,花钱不明确,他有在网上看到相关的抗议活动,疫情之前人们会开展针对腐败的抗议游行,但是现在要先照顾好自己,所以采取线上的形式。

  尼泊尔几乎全民信教,以印度教为主,还有佛教、伊斯兰教等等,国内与宗教有关的活动、节日很多,宗教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几位访谈对象都提到,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在疫情的影响下,寺庙也都关门了,与宗教有关的聚集性活动基本都停止了,人们只能在家里进行小范围的活动和仪式。R博士表示,以前大家会觉得宗教很重要,认为宗教活动不开展,神会生气,现在看到世界各地的疫情,知道很可怕,觉得保证生命安全是最重要的,所以没有什么聚集活动。

  疫情不仅产生了新问题,还放大了旧问题。尼泊尔的全国性封闭政策之下,中上层还能维持正常的生活,“听话”地待在家里,而中下层的人民因为生存危机不得不做“不听话”的人,社会不平等问题在疫情之下直接地呈现出来。当我问及上述几位访谈对象对疫情之下的尼泊尔所担忧的问题时,他们提到了一个类似的问题:底层人民的生存危机。

  K医生:国内的封闭政策大多人都是遵守的,不遵守的是那些靠日工资维持生活的人,他们没有吃喝了。

  R博士:加德满都有一些来打工的人,没工作就没钱吃饭,但是交通封闭,所以他们走路回家,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政府也没法照顾这么多人。而加德满都当地人,在自己的家,所以生活没有什么问题。

  Z记者:尼泊尔国内中高层支持政府的措施,了解国外情况,有经济实力应对,但是中低层则不一样,南亚很多挣日薪的人,疫情之下生活难以满足,最近大量外地打工者离开加德满都,返回老家。

  他们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尼泊尔人均收入并不高,受种姓制度等诸多历史原因的影响,国内社会分化严重。以达利特人为例,达利特人(Dalits)是在种姓制度中被称为“贱民”的人,在印度教培育的种姓等级制度的基础上,他们长期被边缘化和排斥,尼泊尔达利特人约370万,约占总人口的14%,在传统社会中,他们在经济上依赖上层种姓,通过在其土地上劳作、提供缝纫服务(基于种姓划分的世袭职业)等维持生计。虽然尼泊尔政府早在1963年废除了种姓制度,政府也试图通过政策和法律来解决低种姓群体的问题,但是这种国家层面的行动在具体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效果是有限的。在国内加德满都等城市,有大量的贫困人口在非正式经济中寻求工作机会,其中不少人是靠日工资维持生活的,自己的积蓄也不多,在疫情之下,他们是一个很脆弱的群体,正如一位来自贫困社区的尼泊尔人说,“我现在更担心的是如何填饱肚子,而不是染上这种病[2]”。

  尼泊尔政府、国际NGO等目前也正在帮助这一群体解决在城市生活的困难,加德满都泰米尔的一些华商还发起了捐助活动,主要帮助加德满都谷地特别是泰米尔区域的,并及时公布受到的款项和去向[3]。但是长期的封闭政策下,他们没有了工作,仅仅依靠偶尔的救助是不够的,所以很多人在深夜偷偷溜出加德满都谷地,长途跋涉走回家乡农村,有的要步行一周乃至更久。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尼泊尔工商会、运输公司、社会组织和个人等也开始为步行回家的人们提供食物和住所,帮助他们回家[4]。

  本文所关注的海外尼泊尔人主要指在海外从事低技术水平工作的尼泊尔工人,也就是海外劳工群体,他们是海外尼泊尔人的绝大多数。国际劳工移民是许多尼泊尔人的主要生计战略,传统的移民目的地是印度,而自1990年尼泊尔以来,国内政治不稳定、获得旅行证件和护照变得更加容易、东南亚国家和海湾国家的经济崛起、尼泊尔信息流通和贸易自由化的增加等多种原因使得尼泊尔劳动力跨国迁移数量和目的地多样化迅速增加(Thieme & Wyss,2005)[5]。

  劳工汇款是尼泊尔国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08/09 - 2016/17九个财政年度里,尼泊尔历年收到的劳工汇款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从21.2%增加到26.9%,移民工人带来的汇款总额大且不断增长,从移民汇款占GDP的比重来看,尼泊尔是世界第四高的汇款接受国。201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全国当时大约有56%的家庭收到国内和国际移民工人的汇款,有助于解决家庭支出紧张的问题。尼泊尔的贫困率(按每天1.90美元衡量,2011 PPP,占人口的百分比,世界银行)从1995年的66%下降到2010年的15%,考虑到国内农业、工业并没有显著增长,大量劳工移民可能在增加人民收入,降低贫困率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疫情之下,这一数量庞大的海外劳工群体所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而且海外汇款作为国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遇到的危机必然直接影响国内许多民众的基本生活。

  虽然1990年尼泊尔开始之后,前往东南亚、海湾国家的移民增加,前往印度的尼泊尔人的比例在逐渐降低,但是其绝对数量依然是最高的,在这一方面没有准确数据,媒体、学术研究所估计的数据也不尽一致,但一致认为人数在百万以上。尼泊尔人前往印度工作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尼印两国在1950年签订的《印度和尼泊尔和平友好条约》中正式承认边界开放,使得公民可以在没有法律限制的情况下自由跨境流动;2)强烈的社会文化亲和力:语言、宗教、饮食、生活等相似;3)印度的经济增长所伴随的更好的就业机会的拉动,以及尼泊尔贫困、失业、低工资的推动。相较于前往其他国家工作的尼泊尔人,前往印度的主要是尼国内最贫穷、边缘化程度最高的半熟练或非熟练工人,他们并不能负担前往其他国家工作的成本。这一群体以男性为主,教育水平低,主要从事保安、餐馆服务员、雇佣工人等职业 。

  在疫情之下,印度和尼泊尔都实行了全国性封闭政策,这直接限制了两国之间的人口流动,但是尼泊尔人对印度疫情的担忧依然强烈。首先,人们担心疫情的传播,虽然有封锁政策,但是漫长的边境线难以完全监控,总会有人通过其他路径返回尼泊尔,正如S同学所说“我们都很关注印度的疫情,印度(疫情)怎么样,尼泊尔就会怎么样,虽然国家不让走动,但是会有人偷偷来”。其次,印度疫情如果恶化,尼泊尔国内的生活物资、医疗物资供应会遇到很大障碍。在2015年9月尼泊尔新宪法颁布的时候,由于宪法中关于公民权规定和联邦省界划分的不满,印度对尼泊尔实行了第三次经济封锁,造成尼泊尔生活物资、油气、医药供应的极度紧张,政府不得不向联合国求助。一旦疫情对印度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尼泊尔必然难以独善其身,虽然可以从中尼边境的樟木口岸、吉隆口岸进口物资,但是这种突然的转变要实现是困难重重的。

  为了阻止冠状病毒的传播,印度的政府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超过一个月的封锁,这严重打击了成千上万拿日薪的工人,其中包括尼泊尔人,他们现在正争先恐后地返回家园。但因为两国封闭政策,那些想要回国的尼泊尔人不少都滞留在两国边境,他们采取静坐等方式要求大使馆和政府安排他们返回家园[6]。他们大多以日工资为生,失去工作之后所面临的处境非常困难,有些人甚至游过Mahakali河进入尼泊尔,有些则还不得不在可能感染疫情的环境中继续工作。虽然目前尼泊尔政府已经帮助了一批工人返回家乡,并对他们进行相关检测和隔离,但是考虑到疫情影响的长期性,如果更多的在印尼泊尔人想要回国,不管是医疗还是民生,挑战都是巨大的。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印度之外的尼泊尔海外劳工的基本情况。根据尼泊尔劳动和就业部2018年发布的《劳动力移民和就业 ——尼泊尔现状报告: 2015/2016–2016/2017》,在过去九个财政年度(2008/09 - 2016/17),尼泊尔劳工移民获得了在153个国家工作的许可,在此期间发布的300多万份外国就业许可证中,排名前六的国家是:马来西亚(29.88%)、卡塔尔(21.57%)、沙特阿拉伯(20.37%)、阿联酋(10.62%)、科威特(2.54%)、韩国(1.32%)。从尼泊尔移民工人从事的职业来看,大量工人从事的职业是低技术水平的体力劳动,大部分受雇于建筑业、制造业等。例如,在2016/17财年,前往卡塔尔的移民工人中有一半是普通劳工,其次是泥瓦匠、司机等;前往沙特阿拉伯的也主要是普通劳工、司机和清洁工、服务员、厨师等。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报告仅限于各级政府机构的官方数据,前往印度的劳工移民不包括在内,因为不要求官方文件过境,因此没有移民流动的记录;而且获得劳工许可证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人已经离开该国,因为许可证既不能撤销,也不能使用。不包括通过非正规渠道的劳工移徙,包括持不同类型签证前往目的地国并在那里工作的人。关于海外劳工的实际数量和规模,尼泊尔政府也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但实际数量应该是要比上述的数据大很多的,

  疫情之下,世界各国经济所面临的形势都很严峻,从事低技术工作的海外劳工们是一个很弱势的群体,他们很可能失去国外的工作,难以维持生计,还因为封闭政策难以回国;加之数量庞大,尼泊尔政府很难把所有失业的劳工接回国,即便回国,国内也无法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再加之疫情影响的长期性,其生存处境确实堪忧。本次的几位访谈对象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K医生:政府没有办法把国外劳工全部接回来,只能跟当地政府外交部商量。情况很糟糕,我在马来西亚的亲戚也想回来,说是如果自己在(尼泊尔)边境就回来了,但是现在太远了,身边也没有亲戚。这一群体现在有没有工作分职业而定,在餐馆、宾馆工作的人可能没有收入,而保安、警卫还能继续工作。在外地打工的没钱赚,会影响他们在国内的家人,再加上目前国内的情况,看政府接下来有什么计划来应对这一情况。

  R博士:自己国家(尼泊尔)的工业没有发展起来,所以人们主要是去外国打工。现在大家都很关注海外劳工的问题。政府早期去武汉接了100多个尼泊尔学生,但是这些人没有政府去接,他们在当地住的地方也很不好,在跟政府抱怨,需要政府的帮助,但是政府没有足够的能力接送他们,而且政府也没有完整的准确数据。

  Z记者:海外劳工们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尼泊尔政府也只能跟海湾国家磋商,难以应对,而且有些国家的希望或者要求劳工们离开。

  尼泊尔文化、旅游与民航部部长巴特拉伊在3月初就提到,尼泊尔有大量海外劳工,许多集中在中东、韩国等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或国家。而在新冠肺炎疫情下,一些国家选择采取措施谋求自保护,《加德满都邮报》报道,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已经要求各国政府带回他们的移民工人,因为它们在本次疫情中面临经济收缩,否则会采取惩罚措施:列入“移民黑名单”、废除劳工关系等[8]。以阿联酋为例,目前,尼泊尔有22.49万人在阿联酋打工,一些人已经丢掉了工作,不能自我解决食宿问题,只能睡在公园、人行道上,靠别人的帮助维生,他们很想回到尼泊尔[9]。这么大数量的劳工移民的返回将不仅直接给政府的安置、检测等工作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还意味着尼泊尔经济将失去重要来源。目前,尼泊尔政府一方面与劳工移民所在国家协商,另一方面在国内就相关问题的解决进行探讨。

  面对这一问题的不仅仅是尼泊尔,伴随着全球化,世界范围内的人员流动日益频繁,前往海外寻求工作机会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人民的重要收入来源,他们在疫情之前就是国际劳动力市场中的,而疫情则正在让他们经历更大的困难。对那些像尼泊尔这样移民汇款占国内收入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在本次疫情之下将面临巨大挑战。由于牵涉不同层次的国际行为体(国家、组织、个人),涉及多领域的专业问题(国际关系、法律、政治、医疗、人权等),疫情之下的国际劳工问题严峻且复杂。

  本次疫情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尼泊尔地缘上的脆弱性:与中印相比,其面积、人口、收入、科技、资源等多个方面都处于劣势,在疫情的应对上,它需要中印的帮助和支持,要对任何一方实现完全封闭都会直接危及国内民众的日常生活。尼泊尔对印度的态度是矛盾且复杂的,既离不开,也不想被控制,这直接表现在尼印传统关系中,两国友好合作是主流,但“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也常常影响双边关系的发展[10],尼泊尔一直希望通过与中国的交往,降低来自印度的绝对影响力。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南亚大国印度对包括尼泊尔在内的其他南亚国家的高压手段是“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尼合作的挑战[11],中印互信问题是“一带一路在南亚方向的印度难点[12],而通过尼泊尔,一起做印度的工作,形成中印尼三方经济、安全合作机制,以达到深化互信、促进合作的目的对中国无疑是有利的。这就要求我们加强中尼之间的人文与文化交流、加强对尼泊尔社会的研究与了解,解决因为语言不通、文化差异大、印度影响下的媒体报道等造成的尼泊尔对中国的认知问题。疫情之下,尼泊尔遇到的具体困难是需要中国给予关注和帮助的,这不仅仅是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应有之义,也是发展中尼关系、提升中国在南亚地缘影响力的必然要求。疫情也让人们以前所未有的直观方式,切身感受到人类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关系,中国在疫情之下的一系列举措,生动践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受到疫情影响,本文所采取的“网络田野”方法,不能深入观察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切身感受和体验其社会文化过程,还面临着访谈过程还存在访谈者与被访谈者之间相处模式和表达选择的变化,无论是在具体方法上还是在方法论层面都需要进一步反思。虽然之前实地田野调查的积累和对尼泊尔问题较长时间的关注,有效地降低了本次研究的难度,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也力求信息的全面和准确,但可能依然存在一些不足。

  (作者:苏建鹏,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海外发展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文责自负,转载请标明作者信息及文章来源。)

  [12] 朱翠萍.“一带一路”倡议的南亚方向:地缘政治格局、印度难点与突破路径[J].南亚研究,2017(02):1-28+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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